三百年风雨话“站人”

文／刁雁林 本报记者 朱彤 



　 新闻背景 

　 三百年前，一群在云桂地区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山东人，由于“主人”吴三桂叛乱的失败，被流放到人烟稀少的松嫩平原。松花江畔唱云贵山歌；女人堆里传写“女字”；谈起话来南腔北调……于是一个与“客家文化”齐名的“站人文化”在这里产生——— 

　 “站人”张希民说自己的老家在贵州大榆树县在肇源县境内，居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讲着外人听起来很新鲜的南腔北调的话；他们住的房子和生活习性与众不同；他们的奶奶辈的女人多不识字，却能互相用木棍在地上画“女字”传递着女人间的信息…… 

　 这个人群便是“站人”。他们的先祖曾在这片北方土地上的驿站里，从事着为朝廷传递信息、运送黄金和珍贵特产的工作。 

　 日前，记者对肇源一带的“站人”及其文化进行了探寻。 

　 “站人”来自云贵大山 

　 据史料记载，“站人”这个特殊的汉人群体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那么在当时蒙、满等少数民族雄居北方，这支汉人因何而来，又怎么背井离乡来到这遥远而蛮荒之地的呢？ 

　 在肇源，这里“站人”的后代始终铭记着他们的历史：“站人”的祖先是一群在云南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山东人，他们原是“藩王”吴三桂的部下，随引清军入关有功而得到奖赏的吴三桂镇守三藩，在云南、贵州一带生活繁衍了50余年。清初吴三桂发起三藩叛乱，被平息后，吴三桂的余部受流放的惩罚。当时正值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设立茂兴至爱辉19个驿站，于是他们便被发配到各站当“站丁”。 

　 从山东到云贵，从云贵到北疆，漫长而曲折的经历，使站人文化呈现多元化的特色。在这里细心观察你就会发现，在“站人”的生活场景中，有古老的汉习俗，又掺杂了些浓郁的云贵风情，同时留有部分蒙古族特色和满人的痕迹。 

　 冬“蒙古”夏“云贵” 

　 当地的老“站人”，每每说起自己的“老事儿”便滔滔不绝。在民国以前，“站人”冬天穿蒙古式的衣服，和蒙古人一样围坐火盆旁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大碗喝茶，一派北方游牧民族的风情。而到了夏季，“站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喜欢穿白色服装，而且上衣紧瘦、裤子短肥，头上扎着白围巾，干活时嘴里唱着山歌，又是十足的云贵风情。 

　 肇源茂兴镇增产村张希民老人是个地道“站人”，虽年过古稀仍能唱一口好山歌。张希民还饶有兴致地唱了几首。唱罢还一再强调，这山歌多是男女对唱，没有乐谱，只靠代代相传。 

　 “站人”过端午节最有特色。每到这一天，“站人”的青年男女总要到野外踏青对歌，而许多男女的婚事，也通过这天来决定。 

　 神奇的“女字” 

　 大庆市古代文学语言学研究会副会长杨中华老师，对“站人”文化研究多年。他介绍，在“站人”的生活中明显带有南方少数民族母系氏族的特征。 

　 经考证，在“站人”妇女中曾流传过一种十分神奇的文字，只有形和意，没有读音。这种文字便是在十几年前，在云贵一带发现的正危在旦夕的“女字”。这种文字专门用于女人之间交流，男人根本不能学。杨中华老师说在1949年参加一个“站人”婚礼时，曾见几个叼大烟袋的“站人”老太太，拿着草棍在地上写“女字”。杨老师回忆说，那字就是图形，每个图形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 

　 如今在这里找到“站人”老太太，她们说有这“女字”，但都已经写不上来了。 

　 南腔北调的“站话” 

　 “站人”文化中，保存最为完整的要算“站话”了，而这也是“站人文化”的最重要组成。 

　 初听“站话”，第一感觉就是南腔北调。杨中华老师介绍：“站话”中用了大量的蒙语、满语、俄语和南方部分少数民族语言，再配以山东、云贵口音，理应南腔北调。 

　 “布裸子”（小牛）、“奶斗子”（小木桶）等词是与蒙古族长期共处的见证；“喂得罗”（圆桶）“班克”（四方形小桶）则是沙俄入侵的结果；“秃鲁”（没把握）“喇忽”（粗心大意）则来自满语；而“客”（去）、“哈什”（仓房）则纯粹是云贵的方言。 

　 接触“站人文化”，既兴奋，又遗憾。如今，这个与客家文化齐名的流人文化正在自消自灭。也许几十年后，肇源县站人文化的传奇色彩会在岁月的磨砺下消失殆尽。 

（黑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