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自觉的意义
李 锐
如果说产生于本世纪初的白话文是中国文化死而复生的依据和象征，那么
身处世纪末的我们，在面对着"全球一体化"、"全世界市场化"的后殖
民时代，面对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工具论"的白话文终结的时代，
一种语言的自觉，一种在语言自觉前提下的表达和言说，就成为中国文
化、中国人不被"一体化"的浪潮所淹没的最后的依据。
当我这个最不擅长理论的人以"非常理论"的口气说出上面这段话以
后，我知道我是在又一次地简化自己，我是在把奔来心底的万千感受简化
成一个口号，简化成一句人人都能看明白的标签。就像在许多神话故事里
都出现过的场面：那个在仙人的指点下死里逃生的人，那个在滔天的洪水
前面奔跑的人，终于没有听从仙人的告诫，终于忍不住回过头来看了一
眼，于是他立刻变成了一块石头。这样说着，我已经分明感到理论的硬壳
正在我的皮肤外面坚硬地生长、加厚……可我和那个死里逃生的人一样，
我总是忍不住想看个究竟，于是，就有了这一次次可笑而又难以称职的对
于"理由"的探究。我更愿意把这叫作清理自己。还是让我回到正题。
白话文运动是一次在以武装占领和直接剥夺为特征的殖民主义洪水中
的死里逃生。在全盘西化和彻底反传统的主调之下，是中国人渴望自立自
强的强烈愿望。而这一愿望的实现，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把有着五千年传
统的自己埋进墓坑，鲁迅先生所说的"抉心自食，欲知其味"是这个处境
最深刻的自白。"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乘着船坚炮利的硝烟和血腥来
到中国的--对于我们，这一杯起死回生的良药是何其的苦口!理论家和历
史家们为了理论和历史的清醒冷静，总是劝说大家放弃感情。可他们和我
们又都知道，正是因为有了煎熬人的感情，才有了历史的曲线和理论的动
力。隔着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当我们终于可以放弃中、西对立，进步、
落后的简单线条，当我们终于可以不再把自己的历史只看作是对别人的简
单重复的时候，我们也终于可以看明白，文言文之死，白话文之生，是一
场言说方式的转换，是旧中心的死亡，是新中心的诞生，是民间对于庙堂
的代替，是边缘对于中心的拯救，是弱势对于强势的战胜。几千年来自生
自灭鄙俗卑下的白话，终于在硝烟和血泊中登堂入室代替了高雅经典的文
言。在这场生死交替中，没有变的是我们仍然使用的象形的方块字(繁简体
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方块字作为符号系统的性质)。西方强势文化终
于没有强大到能彻底同化象形的方块字。人类的一种智慧终于可以用一种
完全不同的符号得以保存和表达。而这样的"幸运"或"顽强"并非是所
有的人都有的，世界上许多另外的种族和国家，早已经在殖民主义的"同
化"中永远丧失了自己的语言，永远丧失了自己言说的方式和可能。这个
世界上已经有许多种不同样式的人的智慧，永远可悲地落在了无人言说，
也无法言说的黑暗的深渊之中。其实，同样的中心边缘的转化，高雅俗鄙
的替代，庙堂民间的颠覆，在西方世界也曾经发生过。现在优雅高尚的英
语、法语、德语，当年在操着拉丁语的神职人员眼睛里都是些野蛮人的声
音。为了有人胆敢不使用拉丁语宣讲圣经，还有人被杀，还发生过战争。
而更有意味的是，作为西方文化核心部分的基督教的发源地并不在欧洲而
是在亚洲。知道这一点很重要 ，知道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欧洲也并不是
一个从古到今的永远的"中心"。即便是在那个被我们大而化之所称呼的
"西方文化"的中心之内，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也都在强调着自己的
传统，也都在强调着自己与他人不同的声音。所谓文化从来就是一个不断
生成和消亡的过程，从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或者"神圣"的僵死概念。这
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永恒的。当四大古老文明中的三个都已经或
中断、或灭绝之后，我们中国人更没有理由做那个永恒的美梦。白话文的
诞生和普及只是中国文化艰难转型的第一步。我们应当永远记住李大钊、
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这样一些名字，我们应当永远
记住这些再造中国文化的先驱者。
但是，由于是在生死存亡之际我们扎起了自己白话文的木筏，由于在
西风东渐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以共产主义立国的新中
国，也同样是"西化"的产物，所谓马克思主义本就是欧洲文化许多主义中
的一个主义)，我们的白话文几乎一直是用来书写别人的价值和意义的，
而且 ，是一种意义递减式的复写。因为是"复写"，我们大声喧哗、高歌
猛进的姿态常常不过是一场没有自己声音的哑剧。对于这样的哑剧我们常
常麻木不觉。我们对自己的白话文一直有一个致命的误会，我们一直把它
当作"开通民智"、"创造文学"的工具，一直把它当作宣传革命的有力
武器，它永远是一个"人"之外的"它者"。既是"工具"，也就是一件
随时可以拿起来也随时可以放下的东西。白话文建立之初的"废除汉
字"、"汉字拉丁化"的说法，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这种把语言文字视为
"工具"的偏颇(我在一年多以前的《我们的可能》一文中曾经对此做过论
述)。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对于"工具"的使用中，我们越来越熟练，我们所
借鉴和模仿的新潮，我们所表达的"主题"和"典型"，都是借助于"工
具"而完成的，我们并不意识到自己的被"工具化"。而最终，这个万能
的"工具"，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豪言壮语、"大批判"式的竭斯底
里、八个"样板戏"式的空洞高调和自我粉饰中，耗尽了它最后的用途和
能量。一个刚刚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民间的白话，竟然在这样短的时间内，
在这个新体制的政治高温下，焚烧成一片灰烬。--中华民族灾难的深
重，不仅仅在于灾难的无可逃避，更在于对这灾难命运的无可言说。
我们从来就没有想一想这样一套符号系统，这样一套"工具"，是怎
样规定了我们自身，它几乎就是我们永远也无法超脱的皮肤，几乎就是我
们自己。我们拿着这个"工具"做了太多的"复写"，以致我们从来就不
想想自己做成了什么，自己要表达什么，以致每当我们面对强势文化的时
候，立即就会因为自己的一无所有而无言以对，而自惭形秽。好像就连我
们的生命存在这件事情本身也成了问题--我们这样一群被"复写"的生
命可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吗?"人"的价值早已经被别人所界定了，"人类"
的意义也早已经被别人所穷尽了，剩下的，就只有乖乖地坐在"全球一体
化"和"全世界市场化"的餐桌上一言不发了。我们真的要永远落进别人
的阴影之中了吗?难道生命是因为有了一个什么"深刻"、"进步"的理论
才存在的吗?在有了人类晚近以来这短短几千年的可以称之为"文明"的历
史之前，不是已经有了人类几十万年的存在和发展了吗?在有国家、民族、
文化、宗教、历史等等这一切之前，在没有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的划
分之前，在没有所谓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之前，人类的存在难道
就是无意义的?难道就是荒谬的?谁有这样的权力来做这种狂妄的划分?谁又
有权力把语言从生命之中剥离下来，再说这是"高贵的"、"进步的"，
那是"低贱的"、"落后的"?一个自以为可以为人类做上帝的人，岂不是
一个最愚昧最可笑也最少自尊心的人吗? 我们不能不承认，语言和生
命缠绕之深，是和我们的头脑、四肢、内脏同等重要的。在我们有了身体
四肢这样一些"可见"的生命体的同时，我们还有"不可见"的听觉、视
觉、触觉、感觉、思维和语言的能力。可见和不可见的相加才是人的全
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语言的自觉，对于不同语言的不同的自觉，才
具有了对"人"的丰富，才具有了对于生命的不同表达。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白话文的产生，对于中国人生死存亡的
重要性。在看似"被动"、看似"被现代化"的表象下面，是中国人艰苦
卓绝的主动的生命抗争。只有从这样一种语言自觉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
解，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的全部言说的意义。只有从这样一种语言自觉
的意义上，我们才能分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中，哪些是对别人的复写，
而哪些才是我们自己深刻的独唱。只有从这样一种语言自觉的意义上，我
们才能毫不犹豫地说鲁迅的作品、沈从文的作品是对人类精神和情感的一
种丰富。不从这样的意义上看待中国的文学史，我们将永远不会有自己的
文学史。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白话文的叙述中，有一个最为普遍的通病：我们的
叙述要么在别人的偏见和自己的"固守"中变成一种"方言"式的独白；
要么又在对自己的迷失和对别人的臣服中变成一种苍白的转述和模仿，而
且转述模仿得天花乱坠。于是，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要么是别人眼里的一
种古董，要么是以"地方文学"的身份被安排在世界文学版图的角落里。
这种"失语症"的根源，就在于没有自己的语言自觉。
在那个"工具论"的长期的遮蔽之下，在对别人无数次的复写之中，
我们中的太多的人，也包括我自己，我们中的太多的作品，也包括我的绝
大部分作品，从来都不具备文学艺术的独立品质。这很令人悲哀。更令人
悲哀的是连我们的许多"先锋"们，也不过是在重复着别人的姿势和语
调，而且重复得洋洋得意浑然不觉，而且被一些末流的理论家们夸赞为大
师。我们一日不从这样盲目的膨胀中清醒过来，我们也就一日不会有自己
的文学。在这个"后现代"和"后殖民"的时代，西方人"进步"的经济
车轮，早已经在"贪婪攫取性"的推动下碾碎了信仰，也碾碎了原来的
"人"的定义(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对此，没有清醒的
体察和认识，还偏偏要浑然不觉得意洋洋地复写，无异于躺在棺材里的撒
娇。其实，欧美国家中真正的艺术家和作家们，早已经不再为那个大写的
"人"添砖加瓦了。在他们对自己严酷的自审和解构中，我们所看到的是
越来越没有神圣可言的人和世界，我们所看到的是越来越荒唐荒谬的人的
处境和存在。当神圣和荒谬同时向我们涌来的时候，我们所遭遇的是一种
"双向的煎熬"。这份无人可懂的煎熬，带给我们旷世的孤独和悲凉。我
们自己这块产生过最古老文明的土地，也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最长久的专制
主义，如今在"全世界市场化"的进程中，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专制和
金钱的衍生物遍地丛生。没有了大写的"人"，你几乎毫无生存的可能，
人的让位，只能导致衍生物们的疯狂。可如果你忘情地投身于大写的"
人"当中，你却又最可能长成一棵最粗最大的专制主义的怪物。这就是我
们再真实不过的处境。我们的情感、思想、精神和整个的生命都在这个两
难的处境中煎熬。我们所有的言说和创作也都从这处境中产生。生命的体
验是一件最不可能重复的事情。一切真正的艺术的不可重复性，也正是从
这个体验的不可重复性中得来的。对于别人的"荒谬"体验的照搬，对于
别人的"存在"体验的照搬，越庄严越正式也就越滑稽越可笑。我们现在
要做的是对白话文的再一次创生，我们现在必须要做到的是对自己已经获
得的言说方式的创新。否则，我们将一无所有。否则，我们将会像所有那
些已经灭绝了的文化一样，永远陷入无语的深渊之中。
其实，在这遮天蔽日盲目复写的浊流中还是有一些独立清醒的声音
的。在新时期文学艰难往复的过程中，还是有人渐渐地停下了手中的"工
具"，开始了对"文本"的关注。还是有人渐渐地唤醒了那个把痕迹留在
纸上的叙述的自我。比如莫言在他的《红高粱》系列和《丰乳肥臀》中充
满了生命元气的辉煌的语言渲泻。比如史铁生从不停止的对于人的困境的
追问，和他在呈现这困境时给叙述留下的更大的困境；比如成一的很少被
人注意和阅读的《游戏》对于叙述的延伸与丰富，和在这延伸与丰富中获
得的荒诞和沉重。如果不故意装作谦虚的话，我晚近以来的《无风之树》
和《万里无云》，也是在意识到语言自觉之后的尝试和追求。我知道写在
这里的是一个过分苛刻和过分狭窄的名单。何况这份片面的名单还缺少了
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它的苛刻和狭窄是因为它不过是我的一人之见。我
从来就没有，也不敢有"叫大家都高兴"的奢望和兴致。更何况在我的论
述中根本就没有谈到诗歌。我不懂得现代诗。我根本就没有谈论现代诗的
资格。在我听不到诗歌的耳朵里，倒是常常能听到诗人们绝望的愤慨和叹
息，倒是常常能听到诗人的死讯。所谓物伤其类。在这一片遮天蔽日的复
写的浊流中，诗人死后，就该轮到语言了。语言死后，天地间就只能留下
地久天长的空旷和寂静。我一直理不清中国诗歌和白话文的关系，我弄不
明白，它们之中到底谁是春天，谁是冬天。
我深知以自己这只粗陋的筐子，是从理论的井里捞不上一滴水来的。我不
过是在把自己感觉到的语言的焦虑放大了给人看。我真心地期待着理论家
们和我一起回过头来，看一眼我们身边这片生生不息的语言之海。
我们用不着谦虚和谦让，我们是中国文化的当然继承者。我们也无从逃避
和选择，我们是一群用象形的方块字表达自己生命的人。我们所要做的事
情和伟大、永恒、进步无关，我们不过是找到独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不
过是要在这刻骨铭心的言说中告诉自己，也告诉别人，在这颗叫作地球的
星星上，曾经有一些生命像我们这样存在过。
李锐，作家，现居太原。主要著作有《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
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