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sun20 (Turbo Insecticide),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平凡的能力与非常的影响 (转载)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Sun Jul 2 08:33:46 2000)
【 以下文字转载自 Philosophy 讨论区 】
【 原文由 sun20 所发表 】
平凡的能力与非常的影响
王彬彬
《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三期
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故而对英雄史观持坚决的批判态度。不
过，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承认领袖人物对历史进程的左右。例如，有着再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人，也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创造”，同
样，邓小平对“文革”后几十年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设计”，也是谁都无法否认的。
说生活在特定时代的每个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正如说每一滴水都参与了对大海
的创造一样，当然有一种理论上的正确，但也仅仅只有一种理论上的正确。芸芸众
生对历史的创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历史从来不会记下他们的名字。只有那些对
历史发生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影响的人，才会史册留名——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
但这种对历史发生过明显影响的人，却可分成两类。一类人影响历史的行为，
完全是在无意间做出的。他们本没有过人的资质，没有超凡的能力和意志，也从未
想过要对历史进程施加影响，但他们的有时甚至是在不经意间做出的某种行为，却
实实在在地、可见可感地影响了历史。另一类对历史进程发生过明显影响的人，则
是有意识、有准备、有目标地在创造历史，他们行为的后果正是事前所预期的，在
资质、能力、意志等方面，他们都与芸芸众生有别。悉尼·胡克在《历史中的英雄》
一书中，对这两类人做了明确的区分，他称前者为“事变性人物”，而称后者为“
事变创造性人物”。“事变性人物”影响了历史的行为，是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能
够做出的，只不过别人没想到做或没机会做，而恰好他想到了这样做或惟独他有机
会这样做。“事变创造性人物”影响历史的行为，则是在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都不
可能做出的，甚至除了他再没有第二者可充当这样的历史角色。
悉尼·胡克说：“事变性人物是种种事变的创造物——这意味着：由于若干幸
运的或不幸的情况天缘凑巧的结果，这个人物立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他采取行动或
者放弃行动对于某一重大问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他自己不一定清楚：这是什么
问题，以及他的行动或不行动对此究竟有什么影响。……事变性人物带到历史上来
的那种平凡的能力和他的行动所发生的非常的影响——这其间是不成比例的。”“
事变性人物”比“事变创造性人物”，有时更耐人寻味。我这里要说的，就是这样
一个“事变性人物”，一个在“文革”后期家喻户晓的人物——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学校招生恢复考试制度。在这年的大学招生考试中，以“知青”
身分参考的张铁生，没有答题，却在白卷上写了一封信。此事引起轩然大波，招生
考试制度又被取消，并且将这年的考试，视作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回潮”，教
育领域的所谓“斗、批、改”运动，又掀起一个高潮。张铁生成为敢于与“资产阶
级教育路线”作斗争的英雄，红极一时。他的这封不足千字的信，不仅极大地冲击
了当时好不容易开始走向正常的教学秩序，更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事件。“文革”
结束后，许多教育界人士提起张铁生，便有按捺不住的憎恶，张铁生也得到了一个
嘲讽性的称号：“白卷英雄”。
我是张铁生交白卷的那一年，也通过考试从小学升入初中的。张铁生的信在一
九七三年八月十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来似乎也以文件的形式下发供大家“
学习”。我肯定也“学习”过。但当时不可能对这封信进行冷静的分析，只以为张
铁生真的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无论正面抑或在反面的意义上。最近，一家报
纸作为对历史的一种回顾，重刊了这封信。我读过之后，对张铁生的印象有些改变。
张铁生写这封信时的心态很微妙，也很卑微。他仅仅是想讨得同情，从而被破格录
取——这是他全部的目的。至于后来发生的事，应该是他事先根本不曾想到的。下
面把这封信抄录下来，并做一点分析：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
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
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
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地胡答一气，免得领
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
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
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
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
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
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
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
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
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
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
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
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
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
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
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
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
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信不写给老师而写给“领导”，以及“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免得领导判
卷费时间”云云，都用心良苦。这说明，他这封信是写给能决定他命运的某级“领
导”的。而劈头第一句就强调这是“书面考试”，更是大有深意。这是想提醒“领
导”：这只不过仅仅是“书面考试”。潜台词则是：仅仅只有“书面考试”是不够
的。
“本人……而力不足。”这些话是在说自己在农村的表现，是在书面考试中，
以书面的形式，报告自己在农村这广阔天地里的非书面的考试成绩。不过，“每天
十八个小时”却肯定是夸大之词。在农忙时节偶尔这样是可能的，长期这样，则主
客观两方面都令人难以置信。
“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老老实实地退场。”这几句标榜自己老
实的话，说得很不老实。数理化试题，倘完全不懂，要“胡答一气”还真不容易。
说不愿“胡答”而让“领导判卷费时间”，难道“领导”读信就不费时间?真正“
老老实实地退场”，是交上白卷，不声不响地离去。在白卷上给“领导”写信，分
明是犯规。他自己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为怕“领导”反感，才强调自己本是一个
老实人，并非在无理取闹。
“说实话……良心所谴责。”这几句话是把自己与那些在“书面考试”中取得
了好成绩的“大学迷”相比。这些人虽然考得好，但是是“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
浪荡的书呆子”，是“过于利己”的人；自己之所以交白卷，是因为大公无私，“
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是因为有着“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没有明
说的话是：那些考得好的“大学迷”，都是些政治觉悟不高、思想没有改造好的人，
让这些人上大学，而像自己这样一心为公的高尚的人却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这难道
是公道的吗?
“有一点……完全责任的。”这几句话是在婉转地说明自己的队长身分。
“喜降春雨……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这是信中最厉害的一句话，把自己
与那些“大学迷”之间的不同，上升到了政治斗争的高度。他想说未说的话是：在
这“人们实在忙”的时候，参加集体的劳动与否，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个大是大
非的问题，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前面已说过，自己是有着“革命事业心和
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而那些“大学迷”是没有的，也即意味着，自己是革命的，
而那些“大学迷”是不革命的。可如今，革命的人不能上大学，不革命的人却走进
校门，这难道是合理的吗?
“我所苦闷的是……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这几句话才把自己真实的愿望
暴露无遗。本来，交白卷当然就谈不上入学资格，但张铁生却在“取消”句前用了
一个“可能”，这说明他对自己不能上大学多么不甘心，写这封信，则是想出奇制
胜，或者说，死马当作活马医。“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
替了”，这是信中最真实的几句话之一，也与前面的假话十分矛盾。既然上大学也
是自己“自幼的理想”，那前面骂别人是“大学迷”就毫无道理；既然自己“自幼
的理想”是上大学，也就意味着“农业生产”本非真的是自己所“热衷”的。这无
异于在说，自己也并不想“扎根农村”，而是非常渴望早点离开。张铁生未必没有
意识到自己的自相矛盾，但既然写信的目的就是想取得入学资格，那上大学的“理
想”就必须让领导明白，因而这话也就必须说。
“我是按新的……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上面那一大段话主要强调自
己之所以交白卷是因为“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这一段话则是在强调自己“基
础知识”原本是不错的，不错到只要有两天的复习时间就能把试卷答满分，也即指
出自己与那些考得好的“大学迷”之间，充其量只有两天的差距。但这海口夸得太
大。再浅的试题，在白卷与满分之间，也不是两天的时间所能填补得了的。张铁生
不惜以如此离谱的语言来表明自己有不错的“基础知识”，无非想要强调：即使在
“基础知识”方面，自己也有足够的资格进大学。
最后一段在说明自己政治面貌和社会关系都清白后，便强调自己这个“城市长
大的孩子”。在农村几年已把“思想感情和世界观”改造得很好了，没有说出的话
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任务已经完成，没有必要再在农村呆下去了，是时候了，
该离开了。
张铁生这封信有一个有趣的矛盾：一方面，文理多有不通，说明他语文水平还
没到把话写通的程度，另一方面，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却又显得很有政治上的分
寸感，考虑得很周全(几句夸口的话都是无伤大雅的)。他既强调了生产劳动的重要，
又并没有否定“基础知识”的必要，对书面考试本身，也并没有明确表示不满，甚
至还说为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下”参加“学习班”而“感到荣幸”。如果他明确地
否定书面考试，猛烈地攻击“新的教育制度”，他的信激起的波澜将更大，他头上
的光环将更耀眼，但他没有这样做：也许是不敢，也许是连想都没敢这样想。可以
看出，他写信时心里想的是，首先要做到不被别人抓住政治上的把柄，能讨来“领
导”的同情，换得一个破格录取，则千好万好;即便不能，也千万不要“偷鸡不成
蚀把米”——如果考虑到张铁生其时才二十出头，便不由得感叹“文化大革命”真
能“锻炼人”。
从这封信里读不出张铁生其时有什么政治野心。我感到，促使他写这封信的最
直接的动因是委屈。这委屈与其说是针对书面考试这种招生方式，毋宁说是针对变
来变去的政策或制度。本来，大学招生已取消书面考试，上大学全凭“贫下中农推
荐”。为了能被推荐上大学，自己在农村多年辛辛苦苦地“表现”，现在却突然恢
复书面考试，使得自己流血流汗积攒的资本作废或贬值，就难免有一种被愚弄感了。
写这封信，即便于事无补，也发泄一下心中的委屈。
张铁生是一个平凡的人，有着平凡的欲望、平凡的理想，也不过做了一件原本
也是很平凡的事，却产生了非常的影响。
这样的事情在乱世中最容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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